著名科学家何祚庥曾在中宣部工作过五年。当时，他看到有人写了一个材料，提到陈寅恪研究“杨贵妃进宫之前是不是处女”的问题，其结论是“杨贵妃不是处女”。何祚庥不禁哑然失笑，一个大学教授不好好做学问，却研究这么一个无聊的东西！他立马拿了材料去找宣传处的处长许立群，说：“陈寅恪搞了这么个东西，必须要批判！我们宣传部有权力有责任制止一些丑陋的文化现象。”许立群笑道：“小何，你不对。陈寅恪做的这个工作，在史学上是有贡献的。唐明皇把儿媳妇抢去做他的老婆，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不道德的事情。一堆封建史学家，特别是当时的史官为了掩盖这件丑事，非要把杨贵妃说成还是处女。陈寅恪把她考证出来，说她不是处女，这件事情一箭双雕：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丑陋的一面，同时，又揭露了封建史学家虚伪的一面，他们在拍主子的马屁呢。”何祚庥一听，恍然大悟。
何祚庥后来还了解到，陈寅恪的“处女考”不仅仅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学家“丑陋的一面”，史学大师的不同凡响之处还在于，他从考证“杨贵妃入官之前是否是处女”这一“历史细节”人手，旁征博引，以抽丝剥茧的手段，层层推进，不仅讲清了唐朝的婚姻制度，而且还对李唐王朝的血统、风气及政治演变等都作出了精彩的论述。以致半个多世纪之后，何祚庥先生还念念不忘陈寅恪这种高超的治史方法，他认为自然科学也应当借鉴。
何祚庥针对同一个“杨贵妃处女考”，前后态度竟然如此迥异，如果没有许立群的鳃释和自己后来的深入了解，他对陈寅恪可能永远没有了好感。何祚庥对此曾作过自我检讨：我年轻时见到不顺眼的、听到不顺耳的，就立即血涌脑门，像一只即将投入战斗的公鸡。其实许多表面看起来荒谬的、丑陋的东西其本质反而是正确的、美好的。批评是要讲科学的，光靠热情不行，不能感情用事、意气用事，更不能以权力裁决权替代批评权。事物的真相和表象有时候大相径庭，在没有深入调查、没有弄清真相之前，谁也没有批评权，哪怕你手握重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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